我院周恩来研究会老师参加省周恩来研究会研讨会

    11月8日至9日，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周恩来研究中青年学者培训研讨会。我院周恩来研究会的汪浩、王家云、韩同友、邵广侠、张超、张红安、杨成敏、傅红冬等8位老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着眼于培养周恩来研究中青年学者，加大对周恩来研究课题的资助力度，以推进周恩来研究可持续发展。
    会上，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我院周恩来研究会会长汪浩作了《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如何深化问题》的主题发言。他的深刻见解引发了与会代表对深入研究周恩来的许多思考，收到良好的效果。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唐茂松从《觉悟》杂志来稿中发现的周恩来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角度，阐述了深化周恩来研究的学术思考。
    大会交流发言时，共有16位学者进行了发言，其中，我院王家云教授围绕《周恩来精神》（王家云、黄明理、邵广侠的专著）一书的写作过程、主要内容、学术反响以及深化研究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韩同友教授就《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汪 浩、韩同友专著）一书的出版情况、学界反响、深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杨成敏老师围绕省周恩来研究会立项资助的研究课题“周恩来和谐理念与实践”（杨成敏、张红安、傅红冬合作研究）汇报了研究思路、计划和突破点。
    研讨会形式活泼，学术氛围浓厚。大家交流的观点，开拓了思路，收获颇丰。（韩同友、傅红冬供稿）

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如何深化问题
——在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举办的中青年专家学习研讨班上的发言
汪 浩
（2008．11．8）

一、周恩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关于周恩来的早期研究
    周恩来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金冲及先生说，大体上是在周恩来逝世后开始的。比较多的说法是从斯诺到延安开始。后来的研究发现，如果把整理出版周恩来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的整理，算是周恩来研究的范畴，那么，周恩来研究的起始时间将大大提前。周恩来最早的被别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是他1912年的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感言》。1913年该文收入《奉天 教育品展览会展国文成绩》一书中，稍后此文又被收录在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中。这是周恩来的最早公开出版物。1920.11.新民意报社编辑出版了周恩来著作，7万余言的《警厅拘留记》。另外，中共旅欧总支编印的《少年》（1922.8），油印本一册，此两种后来都有影印件，这些可以说是周恩来研究的最早资料了。
据徐有力、李群《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2005.12）1936—1949，整理出版周恩来著作或收录周恩来著作的出版物计96种。其中值得提出的有1936.12上海建社出版周恩来、彭德怀著：《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7.7史仁编新华书店出版《现代文选》第一集，内收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浦等人著作多篇；1938白水编，汉口星书店出版《周恩来与邓颖超》，收有采访周、邓或周邓撰写的文章16篇；小剧本《一元钱》复制本，时间不祥，内有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演出《一元钱》的剧照，弥足珍贵。1945.7苏中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内有周恩来等人原文代序言。1949.3和1949.6.上海联合编译社出版《中共人物小史》两种，内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小传。
    建国后至周恩来逝世，新闻出版部门先后整理出版周恩来著作单行本比如一届政协的报告；一——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报告《伟大的十年》等84种。
有人认为这些不能算是真正的周恩来研究，斯诺的《西行漫记》是游记，是记实报告文学，而建国前夕上海出版的《中共人物小史》不为一般人所知，因此有人认为1959年出的龙飞虎的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11年》潘梓年《新华日报工作的回忆》，因前一种广为人知，因此就把周恩来研究从龙飞虎的回忆录算起。另外，也还有从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1986）算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不全面。
（二）周恩来逝世后对周恩来的纪念与研究
    周恩来逝世，最早出周恩来纪念文集的是上海交大团委编印的《悼念周恩来》（1976.1.）和上海闸北图书馆编印的《周恩来光辉的战斗历程》（1976.12）。这两种都是内部资料，当时全国各地包括内蒙、新疆都能见到类似的纪念资料。官方最早出版发行此类纪念文集的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1）此例一开，全国各地类似的公开出版物，如潮水般涌来，仅1977年这一年，全国各地出版周恩来纪念文集、诗集、回忆录、周恩来故事，仅收入徐有力《图典》的就多达294种。其中有代表性的署名专著有：魏国禄《随周副主席长征》（1976.12）；南开大学马列室《纪念周总理文集》（1977.2）；邵年豹《周恩来的故事》（1977.6）；周红兴、季如鸾《周恩来与诗歌》（1977.7）；赵朴初《永怀之什》（1977.9）；李瑛《难忘的1976》（1977.9）；童怀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1977.11）；胡华《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传》（1977.12）；以及话剧《八一风暴》（1977.10）；《雾都报童》（1977.11）；连环画《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与邢台地震》（1977.12）等。
    最早公开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论文选集是南开大学刘焱、米镇波主编的《周恩来研究文选》（1987），这是从十年来全国报刊发表的研究周恩来的700多篇论文中选出40余篇结集而成的，书后还附有周恩来研究论文和重要资料目录；同年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些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怀念周恩来》和《不尽的思念》，前者胡耀邦题写书名；后者汇集了聂荣臻、簿一波、廖承志、童小鹏、钱之光、王任重、钱正英、林一山、熊向辉、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等人写的回忆文章，李先念的文章代序、陈云题写书名，这是积情感与史料于一书的不可替代的纪念文集。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这周恩来诞辰90周年前夕，邓颖超的《纪念与回忆》公开出版，这是作为特殊身份的她，关于她与周恩来的纪念文集，这些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信息。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分别于1980、1984年出版，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力平等人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89、1990年出版，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选》1993.2出版，后与赵春生重编于1998年2月出版。《周恩来教育文选》（1984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984.12）、《周恩来书信选》（1988.1）、《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5）、《周恩来经济文选》（1993.2）、《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1996.4）、《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11）、《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1998.2）、《周恩来旅日日记》（1998.2）、《周恩来文化文选（1998.2）、《周恩来、邓颖超书信选集》（1998.2）、周恩来论林业》（1999.9）、《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卷（2008）、这些都是一般研究者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专题整理周恩来研究相关资料除了上述关于周恩来与教育、统战、外交、经济、文化、等文选外，另有《周恩来旅欧通讯》（1979.1）、《周恩来论文艺》（1979.1）、上海鲁迅研究纪念馆《纪念与研究》（1979.6内汇集周恩来关于鲁迅的论述）；《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1979.9）；《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1979.12）；陕西师大《周恩来诗歌研究资料》（内1979.8）；南开历史所《南开校风·周恩来文选》、《南开敬业·周恩来文选》（1997.7）等。
    较早的周恩来研究学术专著：胡华等著《周恩来思想及理论贡献》（1982.6）；夏家善等《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84.9）；胡家瑛《周恩来品德》（1984.10）；宋一秀等《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1985.12）；王建初《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1985.7）；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1986.9）；《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1991.8）。《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1991.9）第一部研究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关系的专著是孙琦《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生涯》（1994）；第一部研究周恩来与隐蔽战线的是熊向珲《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2）；第一部周恩来与统一战线的专著是李世华《周恩来与统一战线》（1986）；最早的关于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的专著是孙志礼《外交巨擘》（1989）第一部从学科的角度探讨周恩来思想与实践的是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1997.7）；最早论述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专著是李蔚《周恩来与知识分子》（1985）；周恩来与教育最早的专著是陈清洲《周恩来教育思想探讨》（1993.7）；周恩来与文艺较早的专著是余飘《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1988）；最早关于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专著是胡华《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1997）；第一部系统的周恩来家世专著是李海文等人的《周恩来的家世》、秦九凤等同志参与了；较早地研究周恩来精神风范的专著有严振国《周恩来的美德》（1980）；较早关于周恩来精神的专著有石仲泉的《周恩来的卓越奉献》（1993）；较早地关于周恩来经济思想的专著是王毅武、刘同德《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1993）；关于行政管理方面较早的有周毅之《周恩来行政哲学》（1991）；关于周恩来思想方法研究较早的有曹应旺《周恩来的智慧》（1994），胡长明《周恩来谋略大全》（1996）……
    随着周恩来研究的深入，周恩来研究的研究，也随之兴起。米镇波《周恩来研究概览》（1991）是一部对周恩来研究进行总结评价的书，此后李海文、费虹寰在中央文献室为迎接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于1996年举办周恩来研究述评研讨会的基础上，对20年来周恩来研究分50多个专题总结述评，1997年《周恩来研究述评》出版。既推动周恩来研究史的研究，也推动了周恩来研究的深化。
第一部周恩来研究的大型百科全书《周恩来大辞典》曾卓明主编，1997年出版的另一部《周恩来研究大辞典》是中央文献室力平主编，安建设、曹应旺副主编，1998年出版。
（三）境外的周恩来研究
    境外的周恩来研究，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尤以日本、港台、美国、英国、俄国等国家与地区较为集中。较早的有代表性并翻译进来的成果：（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1989）、（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992）；（美）张大卫《砥柱中流，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1988）；（美）尼克松《领导者》（1997）；（美）基辛格《白宫岁月》（1979）；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1985）；（加）罗加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1992）；（德）李德《中国纪事》（1988）等。20世纪90年代，俄罗期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收录文件1380件，许多资料首次公布，为周恩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周恩来逝世到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是日本周恩来研究最活跃的时期，几乎年年都有专著问世。周恩来逝世，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其中有些学者如山村治郎、中岛岭雄、屋畸庄太郎、加腾荣治、丰泽贯等最为有名。在他们的论文或著作中，正确地预见了周恩来逝世后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左派会占上风，务实派将受压，但从长远看，周恩来的主张最终会胜利，中国将按周的设想发展”。这在1976年那个时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见解！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也大都出自这些专家之口。其后日本学者对周恩来研究从现实评论型转向历史研究型，代表学者有峰屋亮子及其《红军创建时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1978）；新开宝雄《周恩来的实践》（1979）；松野谷夫的《周恩来的斗争岁月与形象》（1980），这可能是境外最早的周恩来的传记了。其后关注周恩来对党和红军创建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成为80年代后日本周恩来研究的两大热点。近几年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出席天津第三届周恩来国际研讨会的高桥强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与中国学者合著《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四）周恩来研究的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
    周恩来研究的深入，推动了周恩来研究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的诞生。最早的周恩来研究学术团体是在周恩来故乡淮安（今淮安楚州区）诞生的，那是1977年纪念周恩来诞生80周年前夕。80年代中期在纪念周恩来诞生90周年前夕，天津南开成立了周邓研究中心；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前夕，淮安市周恩来研究会（后更名为周邓研究会）成立。南京市周恩来研究会，淮阴师院周恩来研究会、淮阴工学院周恩来研究会也相继成立。2002年1月，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成立。全国除江苏外成立周恩来研究会的还有革命老区漳州；周恩来祖籍绍兴。在天津周恩来研究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呼吁成立全国周恩来研究会。其后北京、天津的相关同志曾与民政部交洽，直至今年第三届国际研讨会期间，南开周邓研究中心徐行教授向大家作了关于没能组建全国周研会原因的说明。最近廖心文同志告诉我二编部打算成立周恩来研究中心，全国各地周恩来研究学术团体都可以成为中心的一个成员。如能达成，这是一个好消息。周恩来研究学术团体已经走进现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淮阴师院2003年就成立了大学生的周恩来研究会，而且全国大学生中还有一个“周恩来青年研习会”，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学周》。据我所知淮安市委党校，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周恩来研究会。在全国高校中，除南开大学设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这一学术机构外，还有淮阴师院设立周恩来研究所。该校图书馆设有周恩来研究资料中心。另外，周恩来纪念馆、梅园新村等周恩来的重要纪念地也设有专门的周恩来研究机构。
    这些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在本地或本单位党委、行政领导的支持下，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与学术活动。最突出的是天津市委、中央文献室，中共党史研究室支持南开大学举办了纪念周恩来诞生90、100、110周年1——3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两届出了两本论文集：《中外学者论周恩来》（1990）；《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1999）；第三本论文集将于明年春与大家见面。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研讨会是1998.3.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主任亲自主持下召开的。会后出《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12）。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中宣部等单位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是至今唯一一次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纪念周恩来学术会议。会后出了一本论文集《周恩来百年纪念》（1998）；1989.3中国外交部举办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杨尚昆、李鹏、吴学谦、秦基伟、耿飙、姬鹏飞、黄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李鹏、李先念发来贺信，钱其琛作主题发言，邓颖超原打算出席，后因病未果，会后出了文集《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杨尚昆提写书名，李鹏、李先念贺信代序。这可以说是周恩来研究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今年纪念周恩来诞生110周年，外交部举办周恩来外交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这又是一次很有突色的学术会议。它率先为周恩来研究的学科化做了开先河的工作。
    从地方来说，我们江苏周恩来研究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活动，最多，最经常，下面再说。另外还有几个地方，就是彰州、绍兴和重庆、西安等地。彰州在童小鹏的带动下，1996年就成立了周恩来研究会，除淮安是全国最早的，彰州和绍兴在周恩来诞生百周年纪念时，都举办了周恩来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会后都出了一本内部发行的论文集：《周恩来研究文集》。作为重要纪念地的重庆和西安，周恩来研究也很活跃。重庆曾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合作，两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一次是以统战这主题，一次是以周恩来精神为主题，会后都出了论文集。西安以西北师大陈答才教授为中心，研究成果颇丰硕。另外，据我所知，兰州、马鞍山、汕头等地，都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举办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的学术会议。汕头还了了一本论文集，重庆和汕头的论文集都是公开发行的，其中重庆钟修文主编的那一本，是周恩来精神研究方面有影响的一本文集。
（五）、江苏的周恩来研究
    江苏作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研究，起步较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就曾整理出版周恩来的重要论著。1976年周恩来逝世，原中共淮安县委，顶着压力，组织了“周总理与故乡”编写组，分赴全国18省市，走访百余人，于1977年出版《周总理与故乡》。后于1985年修订，再版时更名《周恩来与故乡》，大家熟知的邢熙坤、卢再彬、杨大生等同志参与了编写工作。
    江苏是最早的以官方大报发表纪念周恩来专题文章的第一家。1976.12.28新华日报发表《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是我们江苏从周恩来与江苏这一角度进行周恩来研究的发端。江苏最早的纪念周恩来的文集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1977.3）汇集了全国周恩来研究论文61篇。对周恩来进行专题研究江苏也比较早，比如周恩来家世，童年的研究是最早的。1979年周恩来故居开放，陈列周恩来家世、周恩来童年、周恩来与故居等专题版面，这是这方面研究的早期成果。1993.3.5 —9.纪念周恩来诞生95周年，江苏党史工委与中央文献室周组，共同举办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1997年江苏省委专门成立了周恩来诞辰100周年领导小组，领导组织百周年纪念活动。1998.3.5，在淮安（楚州）举办了盛大的、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包括心连心艺术团的大型广场演出和大型的学术研讨会；2008.2.26—3.5，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委在淮安楚州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2月29日，中共江苏省委又在南京举行纪念大会。淮安市委与中国文联等单位组织的活动，包括大型广场文艺演出等有十多项，延续了一星期。陈建伟、张桦、葛寄海主编的《周恩来教育思想》（1998）是江苏“八五”教育重点课题——淮安中学周恩来教育思想课题组的结题成果。该项目是江苏省专项资助周恩来研究的最早记录，以上这些并不全面的情况，足以说明江苏省委、地方党委以及相关部门对周恩来研究的重视。
    自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以来，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南京市周研会，淮安周邓研究会，淮阴师院周研会先后多次举办周恩来研究学术会议，主要有周恩来生平思想、周恩来党建思想、周恩来民主思想、周恩来与西部大开发、周恩来和平发展思想、周恩来和谐发展思想与实践、周恩来与现代化、纪念邓颖超诞辰100周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大三起义80周年、弘扬周恩年精神等全国、全省学术研讨会。其中尤以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和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两次纪念性学术活动，在中央与省委和淮安市委领导、指导下进行，学术活动场面恢宏，内容丰富。百周年纪念那一次，应征论文400余篇，精选38篇，由人民出版社出论文集《业绩·思想·风范》；110周年时，应征论文94篇，入选50篇，精选29篇，论文集将于明春出版。这次会上一些好的论文，又大都入选天津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研讨会，会上交流的一些新鲜观点，将在下面相关处向大家介绍。
    自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以来，省周研会、南京市周研会、淮安周邓研究会、淮阴师院周研会先后出版周恩来研究论文集，依次分别是2部、3部、4部和2部。在全国1000多种社科期刊中，淮阴师院学报是唯一设有“周恩来研究专栏”的期刊。该刊是全国高校学报百强期刊，该栏是全国社科期刊优秀栏目。自1998年创刊以来，该栏已发表周恩来研究论文120余篇，其中有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主办的《觉悟》，是全国唯一以周恩来宣传、研究为宗旨的综合性期刊，目前已出16期，在周恩来研究领域，很受欢迎。周恩来纪念馆的《丰碑》、梅园新村的《梅园通讯》、淮安周邓研究会《周恩来邓颖超研究资料》，也都是我省周恩来研究的学术阵地，各自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江苏省最早整理印发周恩来相关资料的是《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的重要文献》（1944），是盐阜社整理出版的；1946.1中共华中五地委宣传部编，新华书店盐阜分店出版的周恩来论著《国共谈判经验教训及其他》两种；苏中军区政治部编印》《时局研究参考资料》两种，书中收录周恩来、朱德关于国共谈判和军事改革等问题的报告，未署明时间；《论时局》苏中出版社（19？？），内收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5.7）苏中出版社，卷首有周恩来文章代序。这些是江苏本地发现的周恩来研究的早期资料。
    周恩来逝世后，江苏最早的纪念文集是江苏广播电台、南京图书馆、新华书店同时编辑出版的三本：分别为《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1977.1），都是内部资料。江苏最早公开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论文集是《业绩·方略·情怀》，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江苏较早署名的周恩来研究学术专著有钟士和的《虚心、诚心、关心、知心——周恩来的为人处事》（1990）；司云胜《时代巨星周恩来》（1998）；张桦《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1998）；张开明、吴雪晴《江淮之子：周恩来与江苏》（1998）；李海文等《周恩来家世》秦九凤等人参与。从2000年起，淮阴师院周研会主编的《周恩来研究》目前已出至第四辑。江苏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周恩来研究队伍，今年天津国际研讨会上被徐行教授称为江苏军团，与京、津军团三足鼎立。江苏拥有周恩来研究专著的近50人，发表10篇以下周恩来研究论文的近80人，还有一批拥有高学历的在周恩来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特别是一批老同志，如张春寿、邢熙坤、秦九凤、钟士和、徐忠、司云胜、卢再彬、杨大生、顾振权、曹晋杰、徐寰等人，退休后依然坚持勤恳研究，令人钦佩。
    江苏最早的“故事”类研究资料结集出版的有《伟大的人民公仆》（1987）《周恩来廉政故事选编》（1989），是内部出版的干部学习资料。较早公开出版的“故事”类图书有邢熙坤《大鸾：周恩来童年的故事》（1989）；马羊父《魅力：周恩来的人际交往》（1976）等，其中秦九凤的《落英缤纷沃中华——周恩来逸事》（2001），徐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童年周恩来的学习故事》（2001），虽稍迟，但多为人知，周秉德主编、邓在军、李海文副主编、钱竹伟编著的《周恩来青少年的故事》（1997），分注音版、小学版、中学版三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发行20多万册的青少年教育读物，广为中小学生欢迎。
    江苏最早的周恩来研究工具书《南京图书馆周恩来著作及研究资料索引》（1998），最早的纪念周恩来的诗歌集：《诗歌集：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1977）；画集《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1978）；散文集：朱国谨《杨柳花》（1978）；长诗，赵恺：《周恩来：献给周恩来百年诞辰》（1998）。
除了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有会刊《觉悟》外，梅园纪念馆有《梅园通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有《丰碑》、淮阴师范学院有《周恩来研究》、师院学报还设有周恩来研究专栏，这些共同构成了我省周恩来研究和宣传周恩来精神的重要阵地。当然，我们还要有新的阵地，李颖东同志正与淮安电视台合作，创办《丰碑》电视新闻栏目，我们还将有网络平台，为我们交流、展示周恩来研究成果提供更便捷的途径。
    周恩来逝世以来，江苏共发表研究论文、宣传资料1500余篇，其中公开发表的600余篇。如将《觉悟》、《梅园通讯》、《党史资料与研究》、《丰碑》、《淮安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学报》等内刊计算在内，则有800余篇。据徐有力《图典》，到2005年，江苏先后出版周恩来宣传研究图书67种，这个统计很不全面。据我手中资料，便知遗漏甚多，仅淮安作者就达7种之多：话剧开国总理周恩来（1998）；马羊父《魅力——周恩来的人际交往》；淮安宣传部《周恩来廉政故事》；淮安政协文史委《淮安古今人物》（2000）；淮安文艺界联合会《周恩来故乡淮安》（2002）；孙洪斌《周恩来墨迹碑廊手册》（2003）；淮安党校周以侠教授《周恩来哲学思想研究》（2005）。据孙国权《目录》可知，江苏周恩来研究、宣传图书出版物2005年前超过150种。
    2005年以来，江苏的周恩来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短短几年出版周恩来研究专著、画集、影视作品等不下20种，其中省会黄玉生主编《全党楷模周恩来》一书，电视专题片《周恩来故乡行》社会影响好。另外省会自2003年以来，先后资助周恩来研究重点课题7项，其中有5项成果已公开出版：王家云等同志《周恩来精神》；刘诚等同志《周恩来与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金新果等同志《周恩来心系祖国统一》、吴小宝同志《周恩来1946年在南京》由省会资助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汪浩、韩同友同志《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由淮安市委、市政府资助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几部作品都在自己各自的课题领域占据一定的地位。另外，张谨同志主编的《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地馆藏书画珍品集》（2000）；淮阴师院崔成雨《周恩来的故事》画集（2007），淮安市委宣传部编印《淮安领导干部弘扬周恩来精神论文集》（2007），以及徐忠同志《情抒海棠红》电视剧的创作等，可以说盛况空前。
二、周恩来研究的特点，主要成果及存在问题
（一）周恩来研究的特点
1、32年来，周恩来研究，先后出现四大高潮
    第一高潮（1976——1978）：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周恩来诞辰80周年。其间还经历伟大的四·五运动、朱毛逝世、粉碎“四人帮”等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象火山般喷发出来。这有数据为证：据徐有力《图典》，仅1977年这一年，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恩来悼念、怀念之情的全国各种出版物计294种，是此后30多年正常年景平均30-40种的5-6倍。在这294种出版物中，尤以纪念文集、回忆文集为最多，而且这些文集篇幅大，如黑龙江大学的一种，四辑6册，收录文章400余篇，诗170余首；北师大的一种四卷，收录文章300余篇。而且印数惊人，如浙江的两种，计27.2万册；山西的两种计15.15万册；新疆、大庆的各一种，都是十万册。印数更多的是内部资料，如天安门诗抄，仅1977年就有十多种，印数难以统一。如此庞大的数字，说明：其一，这是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其表现形式就是生动而壮美的四·五运动；其二，这是周恩来研究的根基，是周恩来研究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我们在座的都是受这种力量的驱使。这第一高潮，以纪念、怀念为主，是周恩来研究成为广泛的自发参与的群众性学术活动的起步期。
    第二高潮（1988年前后），主要是围绕周恩来诞辰90周年，这是周恩来研究的基础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周恩来家世、周恩来童年、周恩来大事记、主要业绩、主要活动地区及当事人的回忆或资料整理。代表作品有《周恩来童年在淮安》（1987）；南星宇《周恩来一生》（1987）；楚梓《周恩来故乡淮阴》（1988）等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1986）；怀恩《周恩来生平大事记》（1986）是这一高潮最著名的成果。聂荣臻、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的回忆文集《不尽的思念》（1987）；邓颖超《纪念与回忆》（1987），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1984）等，因他们特殊身份和鲜为人知的信息，很有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仅完成了《周恩来选集》的整理与出版，还出版了《周恩来教育文选》（198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984）；《周恩来书信选集》（1988）；《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等专题文献。而且《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大型项目，也在这个时期起动。
    第三高潮（1998年前后），以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为中心，这是堪与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相比拟的又一大高潮，也是周恩来研究全面发展，成果迭出的时期。仅据徐有力《图典》刊出的，在1998年这一年，出版周恩来研究成果多达130种，是正常年景的3-4倍，而且与1997年有本质的区别：绝大多数不再是纪念文集，而是高质量、大部头的专著。如《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邓颖超书信选集》、《周恩来南开作文》、《周恩来旅日日记》、《周恩来大辞典》；李琦主编《周恩来与邓颖超》；邓在军、周尔均《百年恩来》；李海文等人《周恩来家世》；聂月岩《周恩来与毛泽东》；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琦《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王俊彦《大外交家周恩来》；陈答才《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郭济《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与政府建设》；王旭东《周恩来的魅力》；吴珏《周恩来人际世界》；侯树东《一代伟人周恩来》；李晓云《周恩来：勤政廉政楷模》；李笑声《周恩来谋略》；单秀法《毛泽东与周恩来》；曹应旺《周恩来经历记述》；周玉倜、崔蕾《周恩来的青年观》；西藏党史办《周恩来与西藏》；以及《新华日报社》暨《群众》周刊史学会《新华日报史新著——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００周年》；刘焱《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而且还有大型文献片《周恩来》；周而复长诗《伟人周恩来》；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际风云》等，可见内容广泛、史料性、学术性品位之高，以及大量权威性著作的涌现，标志着周恩来研究步入了成熟期。
    第四高潮（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纪念周恩来逝世３０周年，纪念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和三大起义８０周年，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１０周年，交汇成第四高潮。与１００周年一样，中共中央在京召开纪念座谈会，党中央主席发表纪念讲话；江苏省委召开纪念大会；中共党史、中央文献和江苏省委在淮安召开纪念大会和周恩来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天津举办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电视片《周恩来在重庆》，重播大型文献片《周恩来》、四川等台重播《西安事变》、江苏首播《恩来故乡行》；中央文联与江苏省委宣传部、淮安市委在周恩来纪念馆举办“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１０周年》大型广场文艺演出，郭兰英、刘劲、殷秀梅等登台献艺；中国文联还组织“送欢乐，下基层”活动；淮安市委还与国家体委举办“缅怀周恩来乒乓外交”座谈会，中日美老运动员科恩、山崎君代、庄则栋以及前乒乓世界冠军十多人出席；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淮安市委举办纪念周恩来１１０周年图书首发式；一品梅集团与全国文联举办“”一品梅·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暨“人民的好总理”集邮展；一品梅集团与淮安诗词协会举办“大江歌罢掉头东”——一品梅·诗词朗诵会；一批老革命家子女及原西花厅工作人员组团来淮纪念周恩来１１０周年诞辰。南京、天津、绍兴、重庆等地也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其深深怀念之情，再一次布满了中华大地。
    从２００６年起，全国报刊、出版社再次涌现发表、出版周恩来研究论文、著作的热潮。目前虽没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仅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说明：一是从２００６年以来，我省举办纪念长征胜利７０周年，纪念三大起义８０周年，涉及周恩来的论文近４０篇；二是２００８年１月淮阴师院举办弘扬周恩来精神，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１０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４５篇，会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三是在淮安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报名参会论文９４篇，入选50篇；四是天津周恩来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论文150余篇，入选101篇；五是除上述活动外，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南京市周恩来研究会、绍兴周恩来研究会又分别举行纪念学术会议。仅1——2月，全国有近百种报刊发表纪念文章200余篇。从天津、南京、淮安的有关活动看，周恩来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在2008.3.5到来之前，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与淮安市委分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图书首发式，分别首发4部和5部新的周恩来研究专著，天津的国际研讨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最新周恩来研究图书多达5种7册，特别是大型文献资料《周恩来文稿》的发行，是这一研究与出版热潮的标志。
    在第四高潮中，还表现出周恩来研究专题性、学术性的增强。这不仅从前面所举1998年大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得到证明，就是从我们江苏的学术成果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我省早期周恩来研究成果，同全国一样，多为纪念性、纪实性、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从秦九凤、卢再彬、杨大生、张开明、徐忠等同志关于周恩来家世、周恩来童年、周恩来与故乡的有关作品中可以知道；中期以司云胜《时代巨星周恩来》（1998），张桦《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1998）为代表与全国的步调一致，学术性增强了；到2008年纪念周恩来110周年前夕，我省周恩来研究，也同全同一样，更多地关注深层次问题，2005年，周以侠教授出版《周恩来哲学思想研究》，接着2007年——2008年我省周恩来研究会专家组有五位专家有专题成果出版：王家云等同志《周恩来精神》、刘诚等同志《周恩来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金新果等同志《周恩来心系祖国统一》、吴小宝同志《周恩来1946年在南京》、汪浩、韩同友《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些著作，有的总结或开拓了周恩来研究的一个新课题领域，有的填补了全国或本地周恩来研究的一个空白，其意义是应充分肯定的，这也从我省这个局部反映了全国周恩来研究的专题性、学术性增强这一基本走势。
    在第四高潮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这就是石仲泉在周恩来研究第三届国际研究会上大声疾呼“为周恩来辩护”。为周恩来辩护其实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人民原谅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随着周恩来研究的深化，人们对周恩来看法难免有些分歧，甚至有人要从道德伦理、人格情操上否定周恩来。近几年，随着《晚年周恩来》一书私下流传，对周恩来恶意的诋毁与一些人对周恩来的不理解交织在一起，为周恩来辩护性研究提出了周恩来研究的一个新的任务。最早揭批《晚年》为周恩来辩护的是一位叫司马公的作者。《晚年》作者说他是中央文献室一写作组的笔名，他对《晚年》写了四篇系列论文，进行揭露批判。接着是刘武生（原周组组长），连出两本专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2006.1）和《评说晚年周恩来》（2006.9），后者是与徐晓红合著的。只是这两本书都是从正面论述周恩来，没有亮耙子。原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任，在《党的文献》2005.（2）期上撰文《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病情》公开批驳《晚年》对毛周关系的诋毁。石仲泉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种为周恩来辩护的工作要做，那就是针对那些对周恩来不理解，不谅解的人民内部的批评。比如周恩来是老好人、调和主义、不倒翁；周恩来不坚持，不抗争，没骨气；周恩来不关心，不热爱家乡……关于调和主义与不倒翁，韩素音说周恩来是不倒翁，前后左右摇摆，可他始终坚定不移。关于没有骨气，软骨头，金冲及早批驳了，关于不爱家乡的说辞，秦九凤等同志的书中，有许多事实说明周恩来的浓浓乡情，只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应加强。
   大型工具书与网络平台的出现是第四高潮期又一亮点，它标志着周恩来研究成熟期的到来。一是徐有力等同志的《图典》，二是周恩来研究网站在全国周恩来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纪念地的使用。徐有力《图典》是周恩来研究史上一个里程碑；网络手段的使用，必将为周恩来研究的深化起着巨大促进作用。
2、周恩来研究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我这是借用章百家副主任在淮安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时的一句话。这是他脱稿的一段话中的一句，我当场记下的。他的原话是这样：“周恩来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期，进入一个用多种视角审视周恩来的时期。随着周恩来文稿的问世，随着周恩来治国理政更多的事实与大家见面，这方面的工作在深入，用更多的视角来研究周恩来精神，以当代人民群众更喜闻乐见的形式，伴随着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这里他告诉我们关于周恩来研究和宣传“转型”的两大方面：一是周恩来研究的多角度；二是周恩来研究宣传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伴随我们的伟大事业，也就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里所谓的多角度，不仅只是一个对周恩来研究内容的多侧面，即内容的丰富多彩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纠正过去周恩来研究视角的单一化，就是要克服过去以毛泽东来诠释周恩来的这种单一视角的偏向；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人文的形式，文化的形式。通过人文奥运，我们对“人文”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相关连接：有没有一个人文周恩来的问题？我以为周恩来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更好地为现实伟大事业服务，就有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就有一个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文化大餐的问题，于丹可以将《论语》转化为文化大餐，周恩来比《论语》距离现实近多了，为什么不能呢？李颖东同志在这方面已经行动起来了。
    周恩来研究经历了以掉念、纪念、回忆为主的起步期，以整理出版周恩来著作等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为主的基础建设期和深层次问题探讨和学术性增强为特点的成熟期。目前进入以胡锦涛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为标志的转型期。在这里我就淮安、天津“两会”，说明章百家关于“转型”论断的深刻。
    其一“两会”内容丰富，几乎涉及周恩来一生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战、文化、教育、党史、党建、童年、家世等等，除此之外，“两会”上还有一些全新的角度：比如《周恩来改编〈聊斋志异·仇大娘〉新探》；《周恩来与旅欧时期的新闻报道》；《周恩来永续发展环境思想研究》；《池田大作心目中的邓颖超》；《周恩来与中国三农问题》；《论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三民主义认识的逻辑演进》；《一次大战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梁启超与周恩来的比较研究》等，这些都是新角度，有的还是别人没有涉及的新的课题；
    其二，打破了“毛泽东光环下的周恩来”——以周恩来身上“什么是毛”这一单一的研究方式来诠释周恩来的偏向。从多重角度理解周，在承认“毛光环下的周”的同时，探讨“什么是周”的问题，比如石仲泉《为周恩来辩护》提出两方面的新问题：一是如何全面、公正、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周恩来问题。这其中包括解放思想，克服对毛的迷信的问题，也包括在诋毁周恩来的谎言与诡辩面前，维护周恩来的问题。二是提出“周恩来学”的问题，这是周恩来研究从“什么是毛”转向“什么是周”必然结果。
    刘焱：《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开创的十个最》、《周恩来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前一篇第十个“最”是——周恩来最早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第二篇的结论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创，前期“周主毛辅”后期“毛主周辅”，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始于周，成了毛”；
    黄少群《重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六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移，周恩来成就了历史奇功。党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对周恩来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他的另一篇论著提出周恩来的十大历史功绩，并认为1927——1935年这8年，周恩来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核心。这些观点不一定都对，但都是从“什么是周”这一角度立论的。
    钟延麟（台湾政治大学博士）《文革前周恩来与邓小平关系研究》，提出周恩来与邓小平50——60年代作为总理和总书记关系的互动、协调、默契，同时又受制于毛，毛周邓三者关系，字里行间透露出领袖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微妙。
    宋进、王珍《论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三民主义认识的逻辑演进》。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理论基础，很多人是教条地受命于共产国际，比较好的一些人把国际的指示与国内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中共抗战的基本方针以及对“三民主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则不同，他既做到国际方针与中国抗战的结合，又深刻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在中国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兼容品格，使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哲学厚度更扎实。这也是“什么是周”研究视角的典型表现。这个问题，对将来“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具有意义，我们拭目以待。
3、周恩来研究的民间性，自发性与经久不衰
    32年来，周恩来研究还表现出民间性，自发性与经久不衰的特点，这本身就有值得我们思考的道理和影响深远意义。周恩来研究当然总的还是官方牵头、引导和扶持的结果。但与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相比较，显然又表现出民间性、自发性这一特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徐有力和他的《图典》。徐是湖北荆门化工企业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出资出力，克服重重困难，积20年收集周恩来的图书资料，后又与几位同仁合作，8年编撰，成就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巨著。
    例二：周铁男与他的《大地之子周恩来》。从1973年起，作为文革期间小学生的周铁男开始收集周恩来的图片资料，后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执着坚持，收集各个时期周恩来图片万余件，为了周恩来百周年纪念，他精选了其中的1898件，以《大地之子周恩来》为题，1998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纪念周恩来逝世30周年，应淮安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在淮安体育馆举办了“一品梅·中华情：为中华之崛起奋斗一生的周恩来大型图片展”展出图片2000余幅，受到淮安市机关、学校的热烈欢迎。
    例三：孙国权与他的《周恩来、邓颖超资料目录》。孙国权同志是一位普通教师，他可以称为江苏的徐有力，不同的是他不仅收集周恩来的图书资料，也收集报刊资料，从事目录整理工作。他收集图书资料1500余种，报刊论文资料15000余条，积累成果120万字，目前他的成果正处于整理出版过程中。
    例四：周恩来精神义务宣传员徐兆来。是淮安楚州的一位退休老人，退休后一直坚持宣传周恩来精神，前几年报刊上还报道他的事迹，他推着自行车，带上图片资料，义务为中小学生和工人农民宣传，足迹遍布淮安、扬州、盐城、连云港、徐州等市20多个县区，报告200多场。
    例五、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自发成立周恩来研究会，全国大学生中有“周恩来青年研习会”。另外在我们省从事周恩来研究的老年、中年同志中，秦九凤、杨大生、冷玉健等都是几十年如一日，自发地、自觉地长期坚持周恩来研究，这种现象是其他领袖人物研究中少见的。群众性、自发性保障了持久性。周恩来逝世二十年后、三十年后，郭兰英一曲绣金匾，台上台下泪如雨下，这就生动地揭示了周恩来研究经久不衰的全部秘密。
4、周恩来研究还表现出官民结合、上下结合、全国协同一致的特点，并初步形成了周恩来的学习、宣传、研究的学术文化圈，为周恩来的学科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组织协调和引导的作用。他们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大型文献和学术巨著，而且每一位领导、专家，如金冲及、石仲泉、廖心文、力平、郭思敏、安建设、曹应旺、鲁振祥、赵春生、李海文、杨明伟、陈扬勇、刘春秀、费虹寰等人，都有多部著作献给周恩来研究这一神圣事业。不仅为我们提供示范，也为我们拓宽眼界引出路径。他们在百忙中，总是抽出时间，积极参与并指导全国各地举办的周恩来纪念与学术活动，这里不去一一列举，但有一次还需特别提到：1996年，为了迎接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纪念，中共文献室特别组织了一次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金冲及、石仲泉分别至开幕词。会上不仅对20年来周恩来研究的基本情况、主要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对今后如何深入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而且还就周恩来研究分50多个专题进行分类述评。会后出了《周恩来研究述评》论文集。这是一次积学习、研讨、培训为一体的学术会议，是对全国周恩来研究队伍的一次大组织、大协调、大促进的会议，对周恩来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周恩来研究的主要成果
1、周恩来研究的成果统计
    据徐有力《图典》，周恩来研究已走过了90多年的历史。周恩来逝世前，整理出版周恩来著作，重大事件、当事人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共174种（建国前96、建国后78种）；周恩来逝世至2005年，出版周恩来著作、纪念研究论文集、回忆录、研究专著及各种文艺形式的大型画集、诗集、影视作品等，共计1350余种。其中周恩来著作92种；生平传记25种；年谱年表8种；纪念论文集102种；影集、书画集47种；纪念地、故居、遗物42处（种）周恩来研究论著、汇编242种（政治34；外交29；青年16；统战24；经济4；军事4；文教卫体12；思想方法28；精神风范15；综合专著37）；工具书13种；歌颂周恩来文艺作品157种；邓颖超图书文献32种；周恩来邓颖超共有图书文献15种；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人有关周恩来的题词、题名墨迹240种。另外还有只存书目，一时未能收集到的图书及纪念作品462种。
    另据孙国权《目录》和其它统计综合，1976—2006年这30年间，全国计有近500种报刊（包括内刊）发表纪念、回忆、研究周恩来文章约15000篇（报纸约7000；刊物8000）。目前直接从网上可搜索的近5000篇，正如金冲及先生所指出的：在老一辈领导人中，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对周恩来的回忆、纪念、研究是最多的。
2、周恩来研究的主要成果
    这里所说的主要成果，是从宏观上作总体把握来认识的。1996年，金冲及同志曾总结当时全国周恩来研究有三大方面的成果：一是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周恩来著作；二是周恩来研究工作水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三是周恩来研究人员已经形成了一支宏大的队伍。这三点，现在看来是更显著了。我今天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我认为周恩来逝世以来，周恩来研究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五大方面：
第一方面：基础性研究，成果丰硕
    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出生地淮安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
     ——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出版：周恩来旅欧文集（1979）；《周恩来论文艺》（1979）；《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1979）；《周恩来选集》上下（1980、1984）；《周恩来教育文选》（198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984）；《周恩来书信选集》（1988）；《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周恩来经济文选》（1993）；《周恩来政论选》（1993）；《周恩来早期文集》（1993）；《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周恩来旅日日记》（1998）；《周恩来文选·南开校风》、《周恩来文选·南开敬业》（1998）；《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1998）、《周恩来论林业》等；
     ——周恩来生平、业绩方面：包括传记、年谱、回忆录等：《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1959）；《跟随周副主席11年》（1959）；《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里》（1959）；《南开话剧运动史》（1984）；《周恩来传略》（1986）；《周恩来生平大事记》（1986）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周恩来年谱简编》、《周恩来生平活动年表》是这一类作品的早期代表作品，后来重新出版《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大辞典》和《风雨40年》、《开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以及翻译进来的迪克·威尔迅《周恩来传》，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尼克松的《领导者》等达到了高潮。
     ——周恩来家世、故居、纪念地的研究、整理；
     ——周恩来研究的工具书：《周恩来大辞典》2种；徐有力《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成果介绍》以及电子音像只读光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发行等。
第二、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关于1976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
     1976年悼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当时态度：“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的是不错的，对周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
群众有意见，认为评价不到位①没有确认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②没有确认周是毛的亲密战友（这是当时的“文革”话语）；③没有突出周的特色与主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将周恩来排在毛之后的第二位。
     ——群众对周恩来的历史定位一直有意见，并通过一定渠道送达党中央。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许多老同志，周恩来研究专家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周排名第二仍不满足，要求确认“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的评价。1996年在迎接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学术会上，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1997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办通知，确认“周恩来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的历史定位。
——邓小平、杨尚昆在周恩来历史定位方面有重大贡献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就周恩来评价尤其是周与“文革”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多次讲话中将毛泽东与周恩来并提；他主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周排名毛后第二位的重大决定。
杨尚昆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专门撰文《相识相识50年》，以中共党史见证人的身份，阐述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周恩来是名符其实的副帅，并阐述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周排第二位是顺应党心民意、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决定，为江泽民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讲话，作重要铺垫。
     ——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一文献①确认了1997中办通知“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的历史定位评价；②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周排名第二位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使周恩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更加明晰起来。
李琦同志关于周恩来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五顶桂冠”的评价，也是周恩来历史定位有影响的一种说法。
第三、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提升了周恩来研究的学术层次
     ——周恩来精神这一概念的首倡之功当属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济生教授；赋予周恩来精神以特定的内涵，使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不仅成为周恩来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而且更重要的使它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是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
     ——周恩来精神自刘济生、石仲泉之后15年来，成为周恩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吸引了众多专家、学术团体的广泛参与，涌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杨明伟《世纪伟人周恩来》（1995）；袁守芳、胡家模《周恩来的风格》（1995）；赵春生《周恩来谈人生》（1995）；李静、廖心文《知心、知音、知己》（1995）；郑毅涛《领袖、同志、良师益友——广交朋友的周恩来》（1996）；吕志、范英《周恩来的人格风范》（1997）；李闻喜《楷模周恩来》（1998）；曹应旺《周恩来经历记述》（1998）；李晓云《周恩来勤政廉政楷模》（1998）；石仲泉等《周恩来的故事》（1998）；裴默农《人生楷模周恩来》（1998）；张文和《生活中的周恩来》（1999）；建东等《评说周恩来》（1999）；秦九凤等《周恩来乡情》（1999）；李静《周恩来的故事》（1999）；程来仪《周恩来政治谋略与人格》（1999）；中央文献室二编部《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2000）；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2000）；王凤胜、刘德军《伟人的魅力：周恩来人格研究》（2000）；费虹寰《同舟风雨路：周恩来邓颖超爱情书简解读》（2001）；刘济生《解读周恩来》（2001）；王永钦《磨难中的周恩来》（2002）；江苏周研会《周恩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楷模》（2003）、《全党楷模周恩来》（2004）；淮安市宣传部《恩来故乡的思念》（2004）；秦九凤《炫公集》（2004）；丁晓平《周恩来印象》（2005）；陈浩《学习周恩来》（2005）等。
    邓颖超《纪念与回忆》（1987）是以特殊而权威的身份直观地写周恩来精神风范的纪念性文集。周恩来精神第一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是1998年纪念周恩来百周年诞辰在重庆召开的；第一部研究周恩来精神的论文集：钟修文主编《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1999），汇集了甄小英等一批研究者在这次会议上交流的成果。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是最早为周恩来精神研究立项并予以资助的学术团体。王家云等人《周恩来精神》（2008）是其结题成果，这是第一本以“周恩来精神”为题的学术专著。2008.1.5.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研究会等单位举办了“弘扬周恩来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会后出了《周恩来研究》第四辑。会上交流的论文有王家云、黄明理、韩同友、邵广侠与徐贵权等四篇论文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傅红冬《周恩来与和谐行政》在《理论与改革》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张寿春、黄明理两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复印，这是很了不起的学术成果。《周恩来研究》第四辑所收论文，深刻揭示了周恩来精神内涵、本质与现实意义，代表了周恩来精神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了周恩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我冒昧地说一句，淮阴师院这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周恩来研究如何深化，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第四、涌现了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一是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杨尚昆《相知相识五十年》（1998）。这两项是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二是胡锦涛在周恩来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是周恩来研究进入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三是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98），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98）。此二者是关于周恩来生平、业绩、思想、风范的全面信史，是综合性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四是刘济生教授《论周恩来精神》（1991）；石仲泉研究员《周恩来的卓越奉献》（1993），开启了周恩来精神研究这一重大的学术领域；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1998）极深刻地展示了周恩来精神的崇高境界。此三项是周恩来精神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五是《周恩来大辞典》（1998），徐有力《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这是周恩来研究资料检索与文献目录学的重大成果。这方面米镇波《周恩来研究概览》（1991）；陈答才同志关于《八十年周恩来著作出版情况述评》（1997），作了很好的铺垫。
第五、形成了以京、津、苏三大军团为主力的周恩来研究的宏大队伍，出席天津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研讨会的，海外军团18人；北京军团24人；天津军团23人；江苏军团18人；其它18人。境内成京、津、苏鼎立之势。2008年纪念周恩来110周年，尤其彰显了江苏军团的实力，下面我再作说明。
3、周恩来研究取得辉煌成果的原因：
    全国周恩来研究的组织机构、专家队伍、学术团体、学术阵地比较健全，上下左右，相互配合，学术活动正常有序。这其中有中央文献、中共党史部门有方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也有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地方党史、科协等部门的积极努力，更多的是业余的周恩来研究者的热情投入，积极参与。这几方面保障了周恩来研究32年来丰硕成果的不断涌现，也必将保障周恩来研究永葆青春，经久不衰，走向那更加辉煌的明天！
（三）周恩来研究的主要存在问题
    周恩来研究，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欠缺与不足，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存在“编多、著少”、“述多、论少，”资料性、纪念性较强，研究性学术性不足、“重宣传、轻学术”的问题。
据徐有力《图典》收目的1350种出版物中，属于回忆、纪念、资料性、或文艺作品，纪念地、纪念物等占60%以上，而真正的学术著作偏少。有的较大的课题领域，如周恩来历史定位、周恩来旅欧，至今尚未见到全面的综合性学术专著。而周恩来经济思想与实践这个热门的重点领域，真正综合性的学术专著，也只有4种。相比较1977年那一年，各种纪念性出版物多达294种，而且印数巨大，这里不再重复。当然学术研究需要过程，32年来这种欠缺在克服中，1998年收入《图典》的有130种出版物，学术著作超出一半以上，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二、周恩来研究队伍的断层性问题凸显出来
周恩来研究在老同志中，自觉性高、热情高，年轻同志相对差一些。各地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多是老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研究前景如何呢？刘焱教授82岁了，我省张寿春教授也75岁了，有人说：10-20年后，周恩来研究会、周恩来研究还存在吗？这种忧虑没有道理吗？当然，近几年，也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头。淮阴师院大学生自发成立了周恩来研究会，全国大学生中有周恩来青年研习会。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淮阴师院举办的学术会议，陈答才、刘济生两位教授各带了3-4名研究生出席，杨大刘诚教授也派研究生与会。天津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在读研究生也有6-7人。这种状况正处于改变之中。我们这次的学习研讨班，也出于关注中青年专家的意向和愿景。
    第三、周恩来研究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学术投入不足
应该说，周恩来研究会无正常的经费来源，主要靠一些老领导卖面子。而每年政府的投入又多偏重宣传和纪念活动，从科技经费的投入上看，就是我们江苏32年来，以周恩来研究为选题方向立项资助的也只有“八五”期间一项，是省教育厅为淮安中学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立项的。今年淮阴师院韩同友获得第二个省教育厅立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周恩来精神研究”。作为总理故乡的江苏，我们希望今后每年都应有这样的资助项目。
    投入的无保障性，队伍的断层性，研究的尚未走出低层的低水平性，是目前周恩来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来探讨周恩来研究如何深化这个问题的。这三大问题，投入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党委、政府，在以往重视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江苏作为总理故乡周恩来研究既是我们需要的，又是必须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重要的人文资源。否则，党委和政府将承受社会的压力，尤其是淮安。至于研究队伍断层问题，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2005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2006年曾举办过一次以中青年专家为主的周恩来和谐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这一次的学习研讨班可以说是上一次的继续，都是出于这个问题的考虑。我以为我们在座的都有责任，我们要造就一支能持续发展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我们每一位都应尽自己的力量，在座的有十来位教授、有硕士、博士，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老中年同志多一些传、帮、带；中青年同志多一些学赶超，相关单位的领导多一点扶持与引导，队伍的问题是可以解决好的。剩下的问题，周恩来研究学术层次、学术水平的提高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三、关于周恩来研究的深化，学科化问题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周恩来研究的思想、内容与方法问题
     第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是要不断克服“左”的历史痕迹，破除对毛的迷信，对周的神化，确立开放意识、公正意识、实事求是意识。
     2008年是个进一步开放，破除迷信，实事求事的年度。汶川抗震，北京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都体现这方面的理念。在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期间，我国政府公开宣布不设限，而且承诺奥运后也将坚持这一承诺，与我们周恩来研究直接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胡锦涛代表党中央讲话。二是华国锋逝世，报刊发表的华国锋生平简介，细心的同志一定会从中发现思想解放成果，就是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胡锦涛纪念讲话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淡而无奇。我的看法是，虽然行云流水，但却暗藏波澜。比如，胡的讲话十分注重周恩来重大贡献的阐述，而且在阐述中突破了过去以毛泽东来解释周恩来的旧模式，这就是章百家所说的“多视角”，而不是以“毛”单一视角。第一次明确承认“乡村中心”是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是在毛那个年代不可想象的；首次明确承认周恩来在推动“第二条战线”形成方面的历史功绩，这是对党的历史《决议》，特别是关于白区工作代表人物这一“历史定论”的突破。此外，胡锦涛还较江泽民的讲话更突出周恩来在政治建设、重视创新和批“左”等内容。在华国锋生平简介上，第一次公开确认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功绩，以及引进十大工程这一改革开放的先导之功。无怪有些网上评论家说：“这是党中央思想解放的结果”。这对我们周恩来研究、解放思想是个极大的推动。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大家检讨，我们思想上的“左”的痕迹太多，对毛的迷信的一套，对党的历史《决议》的所谓“历史定论”，周恩来研究中所谓“敏感问题”、实际上就是突破一点“左”的框框，我们就不能面对，采取回避，不支持的态度，常常把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这方面我们今后要加强学习，特别是认真学习和领会胡锦涛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讲话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克服头脑中“左”的痕迹，鼓励创新。9月7日，《大家文摘报》上有一篇文章，总结美国有“智库”“思想库”之称的兰德公司，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保护“怪论”。一部科技思想史告诉我们，真理起初往往是被当作“怪论”的，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勇气，他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没有下令一律取消人民公社，而是通过五个一号文件，坚持“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各种形式都允许试验，包括人民公社，你愿意坚持，也可以，直到目前，改革30年了，全国依然有2000多个人民公社式的经营模式存在。《现代快报》2008.9.18还以《探访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为题报道这一事实，可见邓小平的包容之量，没有“尊崇差异，包容多样”，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
     当然，解放思想，也包括对周恩来迷信的克服，“爱之深，责之过”，也可能是“爱之深，颂之过”。因为我太爱他以至崇拜他，使之理想化、神化，这是我们要时刻警惕的。举几个例子：如关于周恩来逝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与秘书长发表精彩一分钟演讲，关于“黄河纤夫”，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关于邢台地震说“老人家，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儿子吧”，都可能有理想化的因素。前三条我都见到辟谣的资料，后一种有的说是老大爷，有的说是老大娘，没有第一手资料。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对周恩来，因过爱造成的偏向。
第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还包括更新我们的话语系统，更新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方式，克服陈旧的“老套话”，克服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方式。
1、关于话语系统的更新
    年龄大一些的同志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话语系统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的话语系统关键词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周恩来研究要适应这一变化。当然这种适应不是“贴标签”、牵强附会，而是要求我们的“文本”体现这些理念。周恩来的伟大之处，梁衡说是超越时空的。的确，不论历史车轮行进到一个什么样的新时期，都能在周恩来身上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闪光点。不论是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都是如此。我们要善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崭新成果，来挖掘周恩来身上蕴藏的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那些“闪光点”。比如“和谐”，至今没有发现周恩来讲过和谐，但周恩来一生都体现和谐，时时处处都为人际和谐、家庭和谐、干群和谐、党内和谐、民族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甚至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奋斗，最早以和谐来描绘周恩来形象的是郭沫若，他说周恩来的工作紧张而有条理，“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这是郭沫若70年前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要深刻得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周恩来身上这一稀世至宝挖掘出来，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呢？
    关于话语系统的更新，胡锦涛纪念讲话中，为我们提供了示范。他说：“周恩来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国家的建设不仅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保护环境，不能图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这些内容，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发展观，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通的。所以胡锦涛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如下的结论：“在长期的实践中，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入阐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显然，胡锦涛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后的周恩来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2、关于研究内容的与时俱进
    研究内容的与时俱进就是要求周恩来研究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当然还要努力这样做。但我这里要说的是每位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内容也要适应社会发展，跟随时代步伐，作出相应的调整。前两年我们关于周恩来和平发展、和谐理念的探讨，就属于这种情况，刚才说了，胡锦涛给我们做出了示范。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周恩来身上发现新的能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闪光点”、新内容，找到自己新的切入点。比如近两年，人们越来关注文化的社会功能。今年春天，我与淮阴师范学院副院长张强教授探讨“人文周恩来”这个话题。8月初为筹备这次会议，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唐茂松主任提出周恩来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问题。2008北京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给人们以强烈的冲击，但人文奥运，给中国、给世界的冲击可能更强烈。周恩来的魅力，影响力很大。报刊文摘2008.9.15讲了周恩来与恭王府开放的例子。恭王府原住人员迁出，前后经历多年。周恩来临死之前向谷牧交代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恭王府住户的搬迁问题。大多数住户搬出了，可是一位老红军身份的部级领导干部不肯搬出，最后谷牧把他请来，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交代给他的三件事之一，不完成，死后无法去见总理。这位老红军一句话没说，回去就搬出了恭王府。周恩来的魅力，影响力，主要是人文因素，周恩来的影响将会十分久远，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文因素。在周恩来研究中，实现文化创新，以满足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文化需求。所以，强化“人文周恩来”的研究，将是周恩来研究不断深入，在内容更新方面的一个新要求。刘济生《吸收、扬弃、批判——青年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王家云同志的《周恩来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参照》就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在研究内容方面，我们既要关注大，就是大问题，与现实结合紧的大问题；又要关注小，就是不为一般人注意的小问题，但实际上能折射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那些所谓“细节”，这往往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比如《周恩来选集》（下）有一篇文章《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文中周恩来说，这四句话“就是实事求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内涵的概括显然存在着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毛周角色定位的差异。毛泽东自己跟尼克松说只谈哲学问题；周恩来自己1958年关于反冒进检讨时开头就说，毛主席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的，而我是从战术上考虑的；也如同周恩来与薄一波所说的邓小平与刘伯承，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毛周这种角色定位意识上的差异，在关于“实事求是”内涵的概括上表现出来，这其中折射出毛泽东周恩来思维方式等许多毛周关系深层次的问题。看似小，其实是能揭示事物深刻本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特别要关注的东西。
3、关于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关键在于抛弃传统思维方式，善于变换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角度。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总的来说，跨入新世纪，在产业知识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多极化的总趋势下，我们需要以全球化的新思维，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角来审视现实、研究社会、考察历史，包括党史和周恩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脚步，不断创新，才能保障周恩来研究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有一位艺术鉴尝家叫贾又福，他在《谈画篇》中说：“艺术家最忌同化意识，用别人的眼睛和接触世界”，并说“贵特有，不贵其适”。意思是说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和精神境界，自己的作品是自己独有才可贵。如果你的作品太一般，别人也能做到，就无贵可言了。这位先生讲艺术创作两大条件，精神境界和眼光。精神境界要靠长期修养，其中主要是社会阅历、人生体验，这不经所谓“九九八十一难”是难成正果的，这里不去多说；眼光，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就是思维方法与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太重要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也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些“两会”的情况。
例一，     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业绩
    在天津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有1/5以上入选论文涉及这一范围。但是基本上还维持在90年代李琦、曹应旺的认识水平上。李琦的观点是：“新中国是通过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走向世界的，而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开始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的”；曹应旺有一本书叫《周恩来：中国外效第一人》。他们关于周恩来外交业绩的观点，很形象，概括力很强，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可以说代表了90年代的研究水平。但我们今天，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业绩，特别是当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之后，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这一结论了。因为他们的评价，反映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一个基本局限：缺乏全球化的思维与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大视角。今年淮安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有一条标语：周恩来精神是淮安人民伟大的精神财富，经一外地来宾指出后改了。同这一标语毛病一样，周恩来不仅是淮安的、江苏的、中国的，他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与业绩更是如此。我认为：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有三大理由：一是理论建树，他架构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理论——以和平共处为中心内容的周恩来外交学。这一理论影响了20世纪几十年，还将影响21世纪甚至难以预见的未来；二是周恩来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外交业绩——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随之结束了雅尔塔体制的世界格局，结束了冷战与对抗，开启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虽然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创造的，但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三是周恩来关于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奠定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对构建和谐世界、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有着巨大的启迪意义。20世纪是一个激烈动荡也是造就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的世纪。尼克松说，周恩来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这三位分别是法国、苏联、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三人包括与周恩来共同成就中美关系而享有盛誉的基辛格，都无法同时在上述三个方面达到周恩来已经达到的高度。
例二、关于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几篇论文
    2008年1-2月，全国近百种报刊发表纪念周恩来研究论文约200篇，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2008〈4〉期，收目其中22种期刊的30篇论文，并全文转载4篇。在共计34篇论文中，江苏作者占13篇，其中淮阴师院7人7篇，王家云同志一人两篇。全文转载四篇论文是汪浩《论周恩来方式》；张寿春《“周恩来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价值》；黄明理《“周恩来精神”的提出过程与研究方法》；孟庆仁《青年周恩来世界观形成探论》。孟庆仁是山东社科院的，其余三人都是我们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很荣幸。除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术会议上交流之外，我们还在天津国际研讨会上交流了。我到南开，徐行教授就当几个人的面说刘焱教授夸我的论文观点新。其实这篇论文没有一点新资料。在天津交流时，点评专家中央文献室的宋毅军说我善于吸纳别人的研究成果。关于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已经有许多专家有论文和论著，刘济生曾论述周恩来的政治协调；石仲泉曾论述周恩来文革中16种斗争方式；李海文谈党内斗争有毛泽东式的，邓小平式的，彭德怀式的，陈云式的，也有周恩来式的。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了我，我把这些归纳为“周恩来方式”，赋予独立的概念，然后阐述它的表现形式、特点、意义，说穿了就是变换了思维方式和视角，把人家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张寿春教授的论文，发表于淮阴师院学报2008〈2〉期。这篇论文，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新资料，也就是观点新，视角新。大家都知道，关于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与价值，写的人太多了。你如何写出自己的东西，张教授的这篇论文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请看他文中的小标题：真诚服务：周恩来精神在人生坐标方面的集中体现；甘当公仆：周恩来精神在价值定位方面的准确选择；求真务实：周恩来精神在工作作风方面的生动反映；和合协力：周恩来精神在待人处事方面的主要原则；廉洁自律：周恩来精神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行为规范。这五个标题中，“人生坐标”、“价值定位”、“工作作风”、“待人处事”、“修身养性”，就是观察、审视周恩来精神内涵的五个角度。如果这篇文章不突出这五个角度，仅从五个方面“真诚服务精神”、“甘当公仆精神”、“求真务实精神”、“和合协力精神”、“廉洁自律精神”，来阐述周恩来精神的内涵，那么，很可能就不会上人大复习资料了。由此可见，变换视角，提炼观点在学术论文创作中的地位。这好比天文学家地谷，积几十年不懈观测，绘制了1000多张行星运行图，为天文学积累了大量资料，可是他并无重大发现。他的学生开普勒，从这1000多张图中发现了行星运行的基本规律，成为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这就是改变思维方式和变换研究角度的结果。
    黄明理教授的文章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视角新，观点新。写“周恩来精神”的文章，有几人从“周恩来精神提出过程与研究方法”方面着手？这就叫另辟蹊经。另外，关于周恩来精神提出过程，黄教授概括出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由内容单一到内容丰富，由少数观点到大多数人共识的发展过程。这一概括揭示了周恩来精神提出过程的本质，一切崭新观点的提炼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周恩来精神是这样，周恩来历史定位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在周恩来精神研究方法论方面提出“实践与思想相结合，二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是周恩来精神研究的主要方法”，其实也揭示了周恩来研究甚至一切历史问题、一切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孟庆仁的文章《青年周恩来世界观形成探论》，是选择了周恩来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青年时期周恩来的理论研究，周恩来青年时期的史料整理与过程研究，已经不少，所缺者是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包括旅日、旅欧的研究，许多重大问题，正如徐有力《图典》中所说，尚无定论，周恩来青年时期世界观形成就是尚无定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篇文章选择这一角度，意义不言自明。
    苏轼写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是视角问题。今天发给大家的《周恩来研究》第四辑有我在师范学院纪念周恩来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关于周恩来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在这个发言中。为了分析周恩来精神内涵理解众说纷纭的原因，我比较了石仲泉、刘济生、梁衡、陈晋等人不同的说法，得出他们考察周恩来精神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的结论。石仲泉侧重于政治，梁衡侧重于价值；刘济生侧重于文化；陈晋侧重于道德论理。政治、价值、道德论理都属于大文化范畴，但又与狭义的小文化有区别，这就导致他们在周恩来精神内涵的理解上大同而小异的现象。
    观察问题，认识事物，都有一个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考察认识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可有多种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理论视角：全心全意为人民报务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是马克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可以从策略的视角，功利即价值的视角：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客至上，和气生财”；道德伦理的视角：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违背官德——人民公务员职业道德。当然还可以从党建的角度，科学管理的角度，精神风范的角度等等。一个成熟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待一个新的认识对象，往往注意反复作变换角度的观察和换位的思考，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二〉关于周恩来研究的重点、热点、难点的把握问题
第一、关于周恩来研究重点问题的把握
    1、什么是重点？应该是指周恩来主要业绩，突出贡献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的内容。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他一生主要业绩，突出贡献，尤其是他的理论建树的概括。我们的研究就是要从理论建树——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贡献来论证，也包括胡锦涛所指出一些不同于毛，但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对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的内容，后者可能更有意义；他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些是周恩来的主要业绩和突出贡献。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围绕这些，诠释这些既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又已成为历史共识的基本结论。
    2、关于周恩来研究重点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一是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二是周恩来关于武装斗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三是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四是周恩来关于外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五是周恩来关于文化教育其中尤其是关于科技、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六是周恩来关于行政、关于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七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八是周恩来与党内历次重大斗争；九是周恩来与“文革”等。
    3、关于如何把握——正确处理主与次、大与小的关系
关注重点，不是排斥忽视非重点。学术研究的成果，不是以研究对象是否重要来评价成果的。刘焱教授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周恩来入党时间是1921年春，而不是周恩来履历表上他自己填写的1922年，中共中央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学者以胡适、沈从文为例，说学术大师，不是更善于抓大，而是更善于抓小，并说大专家专抓小问题。现代管理学中有一句名言：细节决定成败，因此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未必全面，但对我们有启发。我的看法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抓大以明方向，抓小以深入实际。从具体的实际的小的方面入手，能保证我们的研究更富有实效。
第二、关于周恩来研究热点问题的把握
    1、什么是热点？应该是指周恩来研究中与重点直接相关，又与目前的现实紧密联系，为整个社会或某一领域人们普遍关注、热烈议论、探讨的问题。
    2、热点的几个方面：
    周恩来历史定位问题；文革中周恩来评价问题；周恩来精神问题；晚年周恩来问题；毛周关系问题等。其中核心是毛周关系问题。
    ——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与所谓“四伟人”、“三领袖”等相关问题
石仲泉同志指出，周恩来的历史定位，上不能超过毛，下不能超过邓。这不是周恩来的才智问题，是历史的局限。也就是金冲及所说的：是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才成为今天的周恩来。有人说没有毛，周也能将革命引向胜利，只是可能更曲折。这话不对。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一定会有张泽东、李泽东把革命引向胜利；而不是张恩来、李恩来，即周恩来式的领袖人物所能胜任的，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结论。这就决定了周恩来生活在毛泽东光怀下。一些过分崇周的人，对这一点不能接受。当江泽民总结中国20世纪三大历史变革，涌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大伟人”时，有人就提出“孙中山追求新中国、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周恩来维系新中国、邓小平发展新中国”的说法。还有人提出党的历史，1949年以前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1949—1976年，贡献最大的是周恩来，1976年后贡献最大的是邓小平。这些说法，从特定角度凸显周恩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此基础上，又产生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四伟人”说，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中共“三领袖”说，就显然不妥当了。初提者可能并未顾及会导致这一结果，只是想突出周的历史地位。但把周抬到与毛、邓相提并论的高度，这就违背了历史。历史事实是：我们找不到一个独立的时空单位，历史领域属于周恩来。就是力平所说1949—1976年周恩来贡献最大的那一般，他也是生活在毛的光环下，他的一切重大作为、重大贡献，又都是在毛的支持下实现的。应该承认所谓“四伟人”、“三领袖”的说法，事实上已经成为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的一种偏向。毛周并提始于邓小平，但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这种并提，是次序不能颠倒、非等同并提，“四伟人”、“三领袖”提法的不适当，在于把孙、毛、周、邓，本质是毛周完全等同，这就越雷池一步了。
    ——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与周恩来精神研究的相关问题
    大约与此同时，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成为热点。前文已说，石促泉在这方面有特殊贡献，是他赋予周恩来精神以特殊内涵。尽管他的说法很婉转，但他通过周恩来精神这新的概念，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并提，把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毛周并提始于邓，毛泽东思想与周恩来精神相对应，始于石仲泉。赋予周恩来精神特定内涵的重大意义在于：当人们处于崇敬周，又苦于在历史定位上找不到一个独立的时空单位，历史领域属于周恩来的困惑时，一下子在人文领域，也就是在精神这一领域，找到了周恩来能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的文化体系。周恩来精神这一话语系统妙就妙在它凸显周恩来，把周恩来提升到可与毛、邓相提并论的高度，又不会产生前文所说的“四伟人”、“三领袖”之说那样的消极影响，因为“周恩来精神”本质上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这就既实现了毛周并提，又维护了毛周不可颠倒的次序。这就避免了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这是周恩来精神研究成为周恩来研究重大理论成果的本质原因。周恩来精神这一特定内涵与人们对周恩来的热爱与怀念，与人们对腐败之风日盛的担忧，对周恩来式的好官期盼这一愿景相结合，周恩来精神的研究热起来了。
    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伴随着毛周并提，又与大约同时出现的“四伟人”、“三领袖”的说法，以及后来石仲泉同志提出实现小康社会，必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三位一体”的提法，在政治上让人们不放心，怕形成“多中心”。这就是到目前为止，重大理论期刊，一直不认可“周恩来精神”这一提法的原因所在。胡锦涛纪念讲话，代表党中央第一次对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作了系统的概括，比10年前江泽民讲话中“三个结合”的提法前进了一步，但他将“周恩来精神”限制在“周恩来同志的精神”这提法内，较江泽民所提“周恩来的精神”更具体了，而不是更抽象了，这或许与这种担忧有一定的联系。
    我很崇周，但我又赞成石仲泉同志的话：不要企图构建周恩来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些同志对“周恩来精神”提法还不满足，还要提周恩来思想、周恩来理论、甚至有人说什么“不是邓小平理论，应该叫周恩来理论”。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实际。过分的推崇，可能会害了周恩来研究。如果我们仅仅将“周恩来精神”限制在既属于毛泽东思想范畴（事实如此），又相对独立这样的理论框架内，着重突出他的人文影响力，可能会更顺利、成果也会更丰硕。
    ——什么是“毛”，什么是“周”？毛周关系研究一个基础性、关键性问题
刘济生教授提出：在周恩来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把周放在毛的光环下解释，看他什么是“毛”，但看不出什么是“周”。我认为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研究什么是“周”，才更有学术意义。刘教授提出了周恩来研究，毛周关系研究富有启迪意义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三方面去思考：一是要解放思想，克服党史研究中，从周恩来等党史人物身上看什么是“毛”的单一倾向；二是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周恩来之所以为周恩来，也就是他们各自的特殊性，即刘教授所说的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同”，而是他们的“异”，这是毛周关系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周恩来研究深化的必然要求；三是在周恩来身上，也要分清什么是“毛”，什么是“周”，即既要承认“毛泽东光环下”的周恩来，并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又要探求“毛泽东光环外”的周恩来，即找出有异于毛泽东属于周恩来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阐述正是周恩来独特的方方面面，坚持了毛的正确方向，延续着革命和建设的前途和希望。揭示什么是“毛”——毛的优势，有利于审视历史；揭示什么是“周”——周的优势，有利于展望未来。刘教授所说研究什么是“周”才更有意义，这更有意义是不是就在这里呢？前文所提胡锦涛《讲话》关于周恩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思想材料那些话，为我们揭示什么是“周”提供了示范。
第三、关于周恩来研究难点问题的把握
    1、什么叫难点？应当是指那些难以说得清，一时难以弄清事实，分清是非，或者证据不充分，论证有困难，难以取得令人满意、令人信服效果的、周恩来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2、难点问题的两大方面：其一是缺乏有力证据，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相；其二是事实基本清楚，但因立场、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不带情感因素；另一种是政治立场问题，全凭情感说话，不惜捕风捉影，任意发挥。
    3、周恩来研究中的第一类难点
    ——1929年“二月来信”背景是什么，除国际背景外，有无党内特定背景？
    ——1930年2月，周恩来在由他起草的《中共通告70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说：“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无情地肃清”具体指什么？
    ——1931年，王明赴苏前夕，商定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周恩来为什么会同意？
    ——1932年5月，由周恩来起草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周的决议》，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进行严厉批评的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九篇文献。毛泽东的批评有很浓的感情色彩。1965年重新拿出来看时，都认为“写得太尖锐”。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篇文献和如何看待这一文献在毛周关系上的阴影呢？
    ——延安整风，周恩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劝阻开除王明、周恩来，《周恩来传》《年谱》，都没有交代清楚；
    ——文革初，江青借“伍豪启示”做文章，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相关材料，促毛表态。毛最初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一阅，存”。并在“存”字下划了两条横线。半年后，毛才明确表态，此事“早已清楚，是国民党造谣诬蔑”。1975年9月14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对“伍豪事件”与批他投降派耿耿于怀，对于这事，毛泽东、周恩来都有些异乎寻常。《周恩来传》、《年谱》交代也不够清楚；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追掉会，张玉凤的回忆与《晚年》一书披露的汪东兴私藏与毛泽东谈话记录出入较大，《毛泽东传》关于此事记述也不够清晰。
2、周恩来研究中的第二类难点
    ——关于宁都会议（1932.10）毛泽东一直抓住不放，周恩来一生也多次检讨，周恩来重病期间给毛的信中，甚至说自己有“罪”，就周恩来当时意图而言，可以断言，不存在周夺权问题。但就当时的战争条件来说，确有一个需要集中领导的问题，而且当时的领导层又极复杂，因此对宁都会议又有一个如何全面分析历史资料，正确分析毛周关系的问题。目前境内外各执一端，而《晚年》抽象肯定境内，具体支持境外，达其攻击目的。
    ——关于周恩来与“第二次王明路线”问题（1937—1938），其中涉及如何全面分析1937年12月会议上周恩来的发言；1938年华北军分会前后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分歧；1938年长江局，最初决定由周恩来主要负责，后让给王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周恩来持什么样的态度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历史资料来说，基本清楚，但有不同认识，需要全面而有说服力的综合分析，但因当时党内外，国内外，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相交识，极其复杂，全面分析比较难。其后因党内对毛的迷信，综合分析的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基本成熟了，但目前尚未有人对这一问题着手。
    ——周恩来与党内历次重大斗争的关系，特别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毛“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怎样全面分析周恩来的作用。
    ——关于怎样认识和理解“文革中”周恩来的问题，特别是《晚年》出笼后石仲泉提出为周恩来辩护的问题，怎样辩护？怎样批驳《晚年》以消除影响。
    周恩来研究难点，主要就是这些。今天讲周恩来研究如何深入，光把难点摆出来，不讲如何克服，还谈什么深入？所以下面我就这些难点中最难的一个问题，来谈谈我的观点，希望能抛砖引玉。
第四、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理解和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大课题，已经有多 部著作，但多是写在《晚年》之前。《晚年》之后，刘武生有两部，主要是从正面阐述的，要害问题未涉及，不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扼要的说三点：
    1、要把握好理解和评价文革中周恩来这把“难开的锁”的钥匙
    怎样理解和评价“文革”中周恩来，是一把难开的锁，要打开这把锁，必须找到恰当的钥匙。而理解周恩来处事方式，周恩来文革中处境和心态，以及他“文革”中所要追求的目标等问题，我们就把握了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周恩来独特的处事方式：周恩来方式。对待“文革”，周恩来不同于一般人，甚至不同于朱德、陈云、邓小平、更不会象彭德怀。1964年，他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人员谈话时说，如果领袖人物有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成线路错误，提意见时就要注意方式。他说这话时，并不知道此后不久要面临“文革”。
    ——周恩来文革中处境艰难。他身边没有几个人了，许多老同志被打倒了，他说“文革”使他短寿10年。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多次讲忍辱负重。1943年他就讲过：领导者必要时要忘记自己所受的侮辱。“文革”中他的胸前始终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周恩来文革中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他都要付出人格代价。对他受到误会，越南代表团劝他作出解释，他说让人们误会我好了！这些可看出他“文革”中基本心态。
    ——他对“文革”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对因受迫害打算辞职的耿飙说：“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管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他在“文革”中追求什么呢？生命垂危时，他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式，千万不要把权落到“他们”手中……
    ——他最后一次接待来自罗马尼亚的外宾时说：具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似乎是他的自我表白，又似乎是他对自己所受误会的辩护。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找到理解和评价“文革”中周恩来的钥匙。
2、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所谓“邓小平的两句话”：
    ——关于文革中周恩来评价问题，难的是反驳《晚年周恩来》，其中最难的是这本书披露的所谓邓小平的两句话：“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更糟”。“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长”。高文谦称此话出自他对纪登奎的访谈录。
    ——这是《晚年》中最难驳的论据。天津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上，沈志华说：只是两个人的谈话，无法对证。有人对纪登奎的话提出质疑，但仅是质疑而已。高氏就是以此是似而非的东西蛊惑人心。
    ——我认为最好的反驳是：就算你披露的邓小平的两句话是真的，也不能得出高氏所说的周恩来有延长历史灾难责任的结论。这有如下的反驳：
① 我们不妨承认“邓的话”确有批评周之意，邓不赞成周对“文革”的态度，这不是秘密，他对周有委婉的批评是正常的；
② “邓的话”主要是强调“文革”后果更糟，这与陈云的话一致。
③ “邓的第二句话”强调的是没有周，“文革”可能提早结束，但提早结束结果怎么样，是好是坏，没有明说，其实也说了，那就是暗含在第一句里了，没有总理“更糟”。
④ 如果“文革”能提早结束，后果又更好，除非毛泽东醒悟，放弃“文革”路线；或者林彪“四人帮”良心发现，放弃篡党夺权的野心。否则，提早结束就意味着党的分裂，或者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成功，或者引狼入室……那么结果会怎样？只能更糟。所以高氏故意歪曲“邓小平的话”，得出“周恩来延长历史灾难”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见高氏用心阴险。
⑤ 石仲泉同志在《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早就批驳了“没有周恩来的协调、中和，文化大革命不就破产得更快了吗”这一类似的观点。当时石仲泉还不知道他的同事高先生后来会写出《晚年》来，更不知道他的同事将来会撞在他的抢口上！
3、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公正评价
    ——邓小平说：周恩来文革中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但人民原谅他，邓肯定了他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陈云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叶剑英：周恩来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先念：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
    ——杨尚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这些领导人是我们党内一起同周恩来经历“文革”，并肩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最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
第五、关于诋毁周恩来的几本书
    上世纪90年代，境外出现诋毁周恩来的书，2003年，随着《晚年》的出笼，以“推倒中共最后一个偶象”为目标的这股逆流达到了高潮。正确面对这些书和这股逆流，既是周恩来研究不断深化的需要，也是维护党的形象，还周恩来以公正不可回避的任务。
    ——关于艾蓓与她的《叫父亲太沉重》。这是1993年在境外开始流行的一部全是谎言的书。作者艾蓓原名张爱培；出生安徽五河县园集乡园集村。她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来写自己的种种遭遇。此女从小爱好文学，揣摸和描写人物心理能力很强，因此该书有很强的可读性，但谎言是迟早要被戮穿的。她在港台反共文人孔捷生等人的蛊惑下，出版此书，引起一场不小的哄动。张爱培身份的被揭穿也有传奇色彩。她的谎言败露，在全家唾弃、全社会指责之下，精神崩溃，90年代末，40多岁的她自杀身亡。此书境外已声名狼藉，但在境内，因不明真相，仍有市场。
    ——关于吴洪森的《周恩来之迷》。这是1994年出现在香港以后在境外流传诋毁毛周关系的书。这本书写周恩来与毛泽东几十年“较劲”、“斗法”，周死后终于大获全胜，此书的作者及其附和者认为，只有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争权夺利，才能揭示周恩来复杂人格的另一面。在这本书中，周恩来是乎有点玄、有点仙、有点象阴谋家。可是这种观点与中共党史上毛周关系的客观实际相差太远，也与一生坦荡的周恩来不沾边。把周恩来置于与毛对立的位置上，不仅否定了毛，也否定了周，政治上也会造成恶劣影响。
    ——关于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这是一部极具欺骗性，已经产生恶劣影响，它以“推倒中共最后一个偶像”为手段，以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为目标，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书。它对周恩来、对毛、对中共形象的破坏性登峰造极，《晚年》已经成为周恩研究者的一道坎，你可以不写它，但你不可以越过它。关于它扼要说两点看法：
    其一：关于此书的欺骗性。主要来自这几方面：①家庭背景：高的母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女；②高的身份：原中央文献周组组长，参加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早期工作；③广告词效应：《晚年》封面上有三句话：遍访高层的知情人物；公开官方的核心档案；颠覆流传的历史定论；④书中内容，绝大多数言之有据，但多已改头换面，或巧妙取舍，伴随少量谎言，为大多数读者难以察觉。我接触过读了此书的淮阴师院三名学生，一名中青年学者，一名中层干部，他们对《晚年》相信多于怀疑。可见欺骗性之强。
    其二、关于三句广告词。所谓“遍访高层知情人物”：典型的是书中引用纪登奎访谈录，可能多达近十处，可是只交代1988年春，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交代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所谓“公开官方的核心档案”，典型的是公开汪东兴私藏的关于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谈话记录。《晚年》中说是“几年前披露的”，没有具体的披露时间和披露方式。无怪一位叫洪森的网友发表评点《晚年周恩来》所说：“如此重要的证言，竟然不提出处”，“统篇都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和议论，缺乏第一手档案资料予以印证”……；所谓“颠覆流传的历史定论”，主要是指颠覆周恩来作为全党楷模以及周恩来广为人知的业绩和为人们传诵的历史结论，这是《晚年》的基本目标。当然《晚年》出笼之后，高氏曾在他的支持者，民运分子王军涛的陪同下，到哈佛拜访麦克法夸尔这位哈佛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剑桥中国史文革卷主编，寻求支持，可是这位鼎鼎大名的中国文革史专家说：高先生书中的事实他都知道，但他仍对周恩来有好评。“四·五”期间，著名文化人阳翰笙有诗云：“周公岂惧流言毁，千古中华一巨人”。1000多年前杜甫斥责那些诬蔑唐初四杰的小人的诗句：“尔曹身败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送给《晚年》作者是最恰当的了！
〈三〉、关于周恩来研究薄弱环节的把握
    把握周恩来研究的薄弱环节，是研究周恩来的人选择自己前进方向而必修的一门功课，金冲及指出，周恩来研究，几乎涉及周恩来的所有方面，而且成果辉煌。当然也应承认，还有薄弱环节。根据我的了解和理解，提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周史”与党史问题
    这是石仲泉提出的。周恩来是党内唯一经历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人物，他参与中共几乎所有重大决策。从这个角度说，“周史”就是“党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以周恩来为视角，来解读“党史”的著作。《周传》、《年谱》是周史，但不是以周为视角的党史。比如“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周恩来都有重大贡献，但《周传》、《年谱》是以历史《决议》为依据来写周的，而不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各自不同的探索实践为线索的，而且周早期处于党的领导位置上。再如六大前后到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对党的组织的恢复，对革命武装，特别是后来形成一、二、四方面军的早期开创性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周恩来的重大作用；他在白区及隐蔽战线的作用；关于他对第二条战线所起的作用；他对创立新中国现行政体——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所起的作用；他在“文革”中，尤其是1975年中国政坛所起的作用，他在统战、外交、科教文卫，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重大作用……在这些方面他的作用，在《周传》、《年谱》中，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甚至被隐匿了，需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党史研究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
    这是30多年来周恩来研究极富成果的重点、热点问题，但目前尚无一部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的专著。2008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专论这个问题。选题很好，可能是初涉这一领域，这篇文章存在两方面的硬伤：①没有把周恩来历史定位变化全过程交代清楚，特别是关键的人和事；②没有把握住民意与党中央关于周恩来评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我们期望这方面能尽早见到综合专著。
    第三、关于周恩来旅欧研究，这是周恩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但至今尚无科学可靠的结论。上世纪末，南开大学与日本创价大学合作组成研究组，经2年努力，出了一本由王永祥（中）高桥强（日）署名的周恩来旅日综合研究专著，填补了周恩来旅日研究这一空白。但周恩来旅欧比旅日更重要，这是周恩来共产主义世界观确立，他与邓颖超恋爱关系的确立，他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的确立，他作为国共合作伟大先驱者的地位的确立的重要时期，却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研究的专著。
    第四、关于周恩来白区工作的研究
    我党的白区工作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创建并长期领导的，据我所知，涉足这方面研究的有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陈乃昌《追随周恩来的岁月》；吕荣武《周恩来在国统区》；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潘梓年关于新华日报的回忆，童小鹏《风雨40年》等，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有一章“周恩来与党的白区工作”。大多属于回忆性、纪实性的，只有穆欣、石仲泉的两种属于学术性的。但穆欣局限于隐蔽战线；石仲泉的只是一本书中的一章，没有展开，但这两位都是大家。穆说周是隐蔽战线统帅；石说周恩来是我党白区工作的光荣代表，这与历史《决议》中刘少奇是白区的代表的结论不一致，这是其一。其二是目前尚无一部关于周恩来白区工作系统、全面的论著，而且也需要对穆欣、石仲泉的论断引伸出来的问题，作出回答。
    第五、关于周恩来外交、统战与知识分子理论研究
   刘济生教授认为：周恩来的外交、统战、知识分子理论，代表了当时党内最高水平。我对这一论断很赞成。目前涉及外交、统战论著比较多，知识分子较少，但也有两三种，按目前状况来说，这几方面不应被列入薄弱环节，特别是外交、统战论著很多，我把它们列入“薄弱”里面，是就这几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达到刘教授所指出的高度。这是因为存在大的难点即涉及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特别是他与毛泽东外交、统战、知识分子理论的比较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比较易一些，差距明显；另外两方面较难，尤其是外交方面更难。毛周在统战与外交这两方面，业绩与理论是相互交织的，比较起来难。
    第六、关于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
    这是近二、三十年来，周恩来研究比较热的方面，相关论文很多，但论著相对较少。在徐《图典》中只有4种：王毅武、刘同德《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1993）陈雪薇《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1996）、陈答才《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1998）；聂锦芳《周恩来经济论传》（2000）。正如徐行在他的2008年出版的专著《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奠基》封底所说“将周恩来的事业与中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以及能源交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情况联系起来，深入考察研究，尚属空白”。这也正是张寿春教授选题，我们省周研会确定立项资助的原因。尽管如此，还应当承认，上述所举四种专著，尤其是陈答才的那一本，可以说是90年代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的代表之作。他从“所有制模式论、经济建设中心论、发展目标论、农业基础论、工业主导论、科技人才关键论、兴水治水论、人口控制论、思想方法论等十一个方面，对周恩来经济思想与实践作了全面的阐述。如果说有欠缺，就是缺环境保护论和永续发展论，而后者可以作为全书统率。我把这个问题列为“薄弱”方面，原因是：一是专著偏少；二是缺乏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也就是与新的话语系统相适应的论著。比如我们如果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周恩来经济思想与实践，我们会惊诧地发现，周恩来在1962年关于林业发展的批示中。就曾提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后来被宋健认为这是与“持续发展”完全一致的思想。其实周恩来不只是提“永续”发展，他也提持续发展，而且更早。1956年周恩来曾提出“保障劳动力持续地有效地劳动”的“四个要素”。这是讲劳动力的持续发展和利用，这不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什么？他在八大报告中提出要使国民经济“每个年度都能相互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并制订了一条“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方针，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胡锦涛纪念周110周年讲话中所说的“这些内容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为后来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胡锦涛给周恩来经济思想与实践多么高的评价啊，这在老一辈中还有第二人吗？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对陈答才等同志的成果不敬佩，而是说我们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全面论述和评价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这样的新论著，来填补因时代发展而留下的新空白。
    第七：关于周恩来研究的研究
    也就是周恩来研究史的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1991年米镇波的《周恩来研究概览》。此前刘焱和米镇波出了一本《周恩来研究文选》（1987），从全国700多篇周恩来研究论文中选了40余篇结集出版，编辑中涉及了一些周恩来研究史的问题。规模较大涉及周恩来研究史研究的是1996年，中央文献室举办的周恩来述评学术研讨会，会上金冲及作主题报告，讲的内容就是周恩来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如何深入问题。1998年《周恩来研究述评》出版，这本书对周恩来研究50多个课题领域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可以说是周恩来研究分专题的学术史。尤其是其中的①郭思敏的《国内周恩来研究概述》；②陈立旭《周恩来研究在日本》；③陈答才《八十年周恩来著作出版情况述评》，这三篇文章加上金冲及、石仲泉的报告，基本上总结了周恩来研究前20年的情况。而1998年赵春生在淮阴师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作了《把周恩来研究引向深入》的发言，是在他们基础上进行的。现在是2008年底了，距离1996年中央文献室那次大规模的周恩来研究术评研讨会已经十几了，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停滞。当然在别的方面，与周恩来研究史相关的周恩来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却有所突破，在1998年《周恩来大辞典》的基础上，徐有力《周恩年百年书目图典》（2005）出版。需要提到的是我们江苏徐有力式的人物，徐州孙国权同志，他20年来对周恩来的著作、研究论文和论著进行全面收录，形成了一部达120万字的《周恩来邓颖超资料目录》的书稿，汇集了建国前的著作论文题目资料1700余条；建国后的报纸题目资料7000多条，期刊题目资料8000多条，周恩来研究书籍资料1500余种。这本书稿如能出版，将为周恩来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告诉大家，周恩来研究史的研究，已经相对滞后，而现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历史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周恩来研究史的研究，对周恩来研究的深化，对周恩来研究的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关于周恩来研究学科化的问题
    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在前几年的有关会议上，我就曾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构建“周恩来学”的问题，2006，世界知识出版社原总编张宏喜同志在《世界知识》2006（5）期上发表呼唤“周恩来学”的文章。2008年4月，天津国际周研会上，石仲泉呼吁构建周恩来学。由此可见，周恩来研究学科化，已经成为周恩来研究学术组织和 每一位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我提几点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1、江苏的省市领导，特别是有关部门，要有扶持周恩来研究学科化的意识和行动；
    2、省周恩来研究会要研究并制订周恩来研究学科化的举措和规划；
    3、在周恩来研究学术梯队的培养与建设上，加强上下左右的协调，争取多出专家，早出大家、较早建成一支活跃的周恩来研究学术梯队；
    4、专家、大家是靠成果来塑造的，建议省委宣传部、社科联、教育厅以及省市周恩来研究机构，加大周恩来研究课题立项的力度和资助重点成果出版的力度；
    5、在立项项目的选择上要多关注综合性、述评性项目，比如周恩来研究史的研究。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必须建立在该领域学术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上。没有总结批评的引导，系统化、理论化是达不成的。
    6、  加强基础建设
①、资料中心建设，信息网站建设；
②、重视资料索引的研究和相关项目的立项，各研究人员自觉向所属研究机构提供年度成果信息；
③、建立专家档案库；
④、加强学术阵地建设，建议省会与相关高校筹建周恩来研究“电子刊物”；
    7、   总结与学习外交部“周恩来外交学”经验，不定期举办周恩来外交、统战、周恩来经济等重要方面的系列学术会议，使周恩来外交学、统战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重要侧面先一步学科化，为“周恩来学”初具学科体系的基础；
    8、加强与中央文献、中共党史研究室的联系，加强各地党史部门，尤其是相关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9、结束语：
    周恩来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一是向着成熟化、学科化的转变；二是面临研究队伍新老交替的转变；三是面临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公平、公正，向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周恩来的转变。尤其是这第三个转变，是一个极深刻的转变，因这一转变与我们党和国家，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特别是迎接2008奥运后时代的到来，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一更为深刻、更加伟大的历史转变相联系、相统一。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我认为我们这次学习研讨班是非常必要的。只是我这个主题发言内容太多，太庞杂，没有能达到省周研究会希望达到的效果，深感内疚。尽管如此，我希望各位专家和周恩来研究的新老朋友们，能从胡锦涛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讲话中汲取智慧，共同努力，把周恩来研究推向一个更加繁荣的历史阶段。欢迎大家批评。(2008-10-10 稿)